两个星期前，某公司员工收到一封公司的忠告信，建议他们不要在公共场合戴公司徽标，如果怀疑自己被跟踪，要赶紧打911，“晚上出门最好有同伴”。一个星期前，一个叫古德温的英国人车被砸了，家里的窗户也被砸了。此后东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奈特表示：“愚人节那天我们会绞死很多像他那样的人，这么说吧，让我们希望被绞的仅仅是模拟假人而已”。

那个公司指的是最近奖金门事件的主角AIG；古德温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前总裁；而奈特所说的“像他那样的人”指的是——不难猜测——银行家。

愤青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左翼斗士就与它如影随形。经济稳定时，愤青们的愤怒还往往只能是“无名的”，今年他们的愤怒则非常名正言顺：经济危机。名正言顺的愤怒也未必能找到发泄时机，没关系，各国领导人非常体贴地想到了解决办法：让我们在伦敦这个愤青大本营召开G20峰会吧。

G20让各国领导人汇聚一堂，也给伦敦愤青们带来一次狂欢节。从峰会几天前开始，各路愤青就开始涌向街头。愚人节那天，抗议活动则到达了高潮：几千个愤青汇聚在伦敦银行区，包围了英国银行和RBS总部，更有人砸碎了RBS的玻璃，爬到里面打砸抢。那几天，伦敦警察告诫金融人士“穿得随意一点，以免成为攻击对象”。

愤青们到底在抗议什么呢？游行队伍中最显眼的标语是：Capitalism is not working. (资本主义不行了)。另一个标语：“不要用我们的钱去拯救他们”。一个愤青的演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消灭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游行街头，一批“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高喊：“革命！革命！革命！”置身于这样的游行队伍，一个人会感到：资本主义已经完蛋、或正在完蛋、或马上要完蛋啦。

又或者，是这样吗？

在愤青们宣布资本主义完蛋了时，会场里的G20各国元首达成协议，要筹集1万亿美元，注入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全球救市；奥巴马则说，历史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将危机变成萧条。更多的资本，更大的市场，更自由的经济，是各国元首对愤青们的回答。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劳动者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的世界里，“我们”和“他们”真的能够分得那么一清二楚吗？什么是“他们的危机”呢？如果金融崩溃、企业倒闭、就业机会萎缩，“他们的危机”不也就成了“我们的危机”吗？绞死了银行家，我们也就搁浅在了……天知道哪里。

同样重要的是，当愤青们指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环顾四周，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还存在吗？当连“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都将联邦预算的一半左右用于福利开支、法庭将麦道夫送进监狱、国会让AIG吐出已经吞进去的奖金，那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象是愤青们想象出来的敌人，而不是对经验现实的观察。不错，各国对自由经济的监管还不够有力，但这只说明一个政治体系在面对全新金融现象时需要不断进行制度调整，而不是“革命！革命！革命！”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游行队伍，就会发现愤青们“门派”其实很多，反对自由经济的，未必是多数。其中有环保分子，有反对加入欧盟的，有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有力挺伊朗的，有为巴勒斯坦人呼吁的……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危机的一团怒火，不如说体现了欧美高度发达公民社会的组织资源和能力。从图片上来看，那些冲到RBS去砸烂窗玻璃的，可不是那些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的工人，而是一些20岁左右的“无政府主义”青年学生。后来被拘捕的一个打砸抢分子，竟然是个17岁的小姑娘。据她自己交待，她“从12岁开始就跟着继父四处游行示威”。这个小细节虽然不起眼，却隐藏着无穷关于“革命”的道理。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愤青都不怎么“愤”。虽然有“一小撮”打砸抢者，绝大多数游行示威者都心态平和，喊喊口号，散散步而已。有些游行者简直可以说喜气洋洋，全当示威是一次春游活动了。当然，不幸的是，任何政治活动中，最极端的声音往往吸引最多的眼球。

令诸愤青遗憾的是，自由经济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在无政府主义们冲进RBS之后，要绞死银行家的人类学家奈特振奋地说：革命已经发生，没有什么能阻止革命。如果十来个人半个小时的暴力行为就可以被称作革命的话，这可能是史上最微型革命了。就在奈特为此振奋不已时，道琼斯指数，资本主义的晴雨表，作为对G20的反应，同样振奋地涨了几百点。

此文发表于《南方周末》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