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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09年旧文。
 
以前我曾跟外婆开玩笑:您真倒霉,在一个媳妇地位特别低的时代做了媳妇,又在一个婆婆地位特别低的时代做了婆婆。其实同样的句式也可用于我自己:在一个学生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学生,然后在一个老师地位特别“低下”的国家做了老师。
 
我做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小学亲见老师用粉笔头砸同学,中学目睹老师把不听讲学生的书包从四楼扔下去,大学被告知答辩时千万不要跟老师们辩论……等我做了老师,以为自己也可颐指气使一把的时候,到了英国。
 
在剑桥的讲台上,对“谁是老大”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不管是谁,肯定不是我。
 
去年网上惊现过一段国内某大学的手机录像:某知名教授因某些学生逃课而对那些没有逃课的学生恶语相向,最后揪住一个不堪忍受的女生不让她离开教室。看完录像,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的感受。触目惊心的是一个老师竟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羞辱自己的学生,更触目惊心的是台下那么多学生竟然选择默默忍受。
 
不是十多年前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就开始大声宣布“中国人可以说不”了吗?遗憾的是他们勇于向太平洋彼岸的国会山和总统府说不,却不敢对面前那个粗暴凶恶的老师,当下的、眼前的那一个人,说不。
 
刚到剑桥时,我就被同事告知,学生可以不来上课。“理论上而言,一个学生可以不上一堂课而顺利毕业——只要他参加并通过各类考试”。好吧,看来我在剑桥是没有指望揪住任何学生的胳膊勒令他不准离开了。
 
学生可以不来上课,但你必须给学生“开小灶”——这又是剑桥老师“地位低下”的一个表现。所谓“开小灶”,是指剑桥、牛津等大学一直保留的一种叫“个别辅导” 的 传 统 教 育 制 度(supervision),即,所有登记你的课的学生,一个学期必须得到三次个别辅导。所谓个别辅导,一般是学生写好一个专题小论文,老师事先阅读,然后共同讨论。
 
这种“个别辅导”的好处在于教育是量体裁衣的:学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老师可以及时发现该学生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因人制宜的教育;论文不打分,不是考试教育的一部分,而是纯粹的思想交流,比较放松、自然;能加强学生和老师的联系——与中国或美国那种大学四年下来师生几乎素不相识的情况相比,这种制度下的师生关系会更密切。
 
这种模式的“坏处”当然也很明显:老师们忙得不可开交。试想你有20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见3次,加上批阅他们论文的时间……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基本上整个学期都像是消防队员四处灭火。对了,一般来说,不管你是新手老手,都要做“个别辅导”。即便是系主任的办公室里,都时常传出大一学生的反问:“你真的觉得霍布斯的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改卷子判分,老师也不能一手遮天。喜欢这个学生就给他高分,那个学生没来上课就给他低分?没那么简单。至少在我们系,本科教育的考试判分是双向匿名的: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给他判分,老师也不知道试卷是哪个学生的。
 
更“过分”的是,每份考卷或论文都要有两个老师来改,如果判分相差太大,还要由第三人介入。这样做好处是对学生比较公平,坏处当然是老师的工作量又多了一倍。
 
这还只是学术方面。生活方面,学生还是“老大”。学生们不但课业上有辅导老师,生活上还有辅导员(tutor)。想知道各种奖学金申请的渠道吗?有感情上的困惑吗?觉得学业压力太大非常抓狂吗?请到×楼×室找你的tutor吧。
 
在剑桥,师生关系中的第一原则是学生的权利,第二原则才是老师的权威,这点是清晰可见的。说到底,关于公平、自由、平等,最好的教育方式并不是“洛克说过……”、“卢梭说过……”,而是老师们放下架子,平视眼前的学生并敬畏他们的天真。
 
从小我们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未来的主人翁”,要我说,先还是不要扣那么大帽子,给那么大殊荣,“未来的主人翁”还是从“校园的主人翁”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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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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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余欢》。 个人网站转载,只要注明出处和作者,随意。商业网站或平媒转载,请事先征得我的同意。 fishsoup197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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