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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问答

1,2009年可以说是“国企拿地年”,这一年诞生了N多地王。又有数据统计,2009年全国房价均价已达到4600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了1000元/平方米,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您觉得2010年房价还会不会再涨?     我不是专家,只能靠直觉说话。直觉上来说,我觉得大中城市2010年房价可能会相对平稳。政府现在出台了很多抑价政策,另外市场规律来说,租售比也似乎显示房价过高。但因为房地产是经济的火车头,政府同时又不能让它猛跌,真要有大跌的势头,政府估计又会有政策杠杆出来扶持。中国和外国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比较强,土地、房贷、投资方面政府都有牌可打,所以至少影响短期房价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房价再涨,可能影响政治稳定,房价跌,影响经济发展,所以当下合乎政府利益的是房价平稳。

2,垃圾处理,因为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2009年普遍进入公众视野。您觉得该不该建垃圾焚烧厂?为什么?

这个问题技术性太强,我无力回答。但是不管建不建,起码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政治程序,就是相关方面能够商谈讨论,另外应该有独立的科研机构给出专家意见。

3,岁末年初,社保跨省转移新政出台。与施政者预期相反,却引发了农民工退保大潮。您觉得农民工做得对不对?

问题中的“引发”这个词用得可能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即使出台社保跨省转移,“也没能说服”很多农民工不去退保。要说服一个人参保,得靠比较丰厚的条件,靠强制显然不妥。如果民工家里现在等着米下锅,你非要他饿着肚子考虑60岁的时候有没有饭吃,说服力不大。如果他饥肠辘辘地说他现在就想吃饭,你说他觉悟太低,这种指责合理吗?要提高民工参保意识,最终还是要提高民工收入(使保险费用占收入比例降低),提高雇主的贡献率,改变户口政策(从而减少民工流动性),公开政府财政收支(使民工对自己交的保险被使用情况放心),如果这些条件欠缺,民工要求退保也可以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反思如何“利诱”,而不是“威逼”。

4,您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相比,哪个改革更有希望?2009年您关注了教育领域的哪些问题?

不好意思,没有关注过足球,没法比。教育方面,我比较关注高等教育腐败。以前我听到过一种观点,非常赞同: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腐败还不是出现一些教育机构的贪官,而是整个体制的运作机制——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资助一批一批的垃圾研究垃圾文章垃圾书,然后学者再拿这些垃圾去评职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集体腐败,政府由此安抚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由此升职挣钱,倒霉的是广大纳税者。相当于政府请知识分子吃饭,民众来买单。

5,大学生就业难依然是2009年难解的困局,其中“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关注。中国青年报还曾提出一个讨论“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您觉得蚁族们应不应该逃离北上广?

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不这些人差。

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6,您觉得通胀会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头号难题吗,为什么?

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不是通胀,而是贫富悬殊。客观地说,如果你放眼观察其它转型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国还算是相对平稳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强大。关键是,贫富悬殊太大的话,很多普通人连温和的通胀率都无法承受。富人虽然是人口少数,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富人的绝对数额也不小,这不小的富人群体造成一个不小的消费市场,他们可以为物价上涨推波助澜(北京房价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房价问题、通胀问题本质上都是贫富悬殊问题。

7,您觉得2010年该不该继续推行“家电下乡”?

我觉得从来就不应该推行什么家电下乡。政府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给农民补贴,然后让他们去买“中标的企业的中标产品”。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既然给农民消费补贴,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买家电呢?买什么不是拉动内需?更不要说还非得买某些企业的某些品牌了,这种限买某些产品的做法,有没有扶持局部垄断、妨碍公平竞争的嫌疑?某些企业在“中标”之后开始在农村瞎抬价、以次充好,就是这种局部垄断的后果。我觉得要拉动内需、造福农民的话,给农民消费补贴就可以了,用不着家电下乡。

8,2009年最受关注的强拆事件是“唐福珍自焚”,除此以外在贵阳、昆明、宿迁均有一些群体事件发生。您觉得《拆迁条例》的修改能缓解暴力拆迁吗?

暴力拆迁可能会缓解一些,但不是因为《拆迁条例》的修改,而是因为“中央”更重视了,而中央重视是因为暴力拆迁危及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开发商未必重视法律,但是他们往往还是看中央“脸色”的,如果“中央”把暴力拆迁引起的冲突性事件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那么地方政府可能会比以前收敛。

新条例本身未必起多大作用,是因为当法律冲撞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很多地方政府是置利益高于法律的,事实上旧的拆迁条例里本来就有“按市场评估价格补偿”的条款,不也没有得到执行吗?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所以能带来根本改观,本质上是因为废除那个“恶法”并不明显伤害什么利益集团的利益,它导致的是帕累托最优式改进。但是新《拆迁条例》如果执行的话,一定会伤害很多利益集团,执行阻力会很大。

9,2009年对于重庆来说,是“打黑年”。在“最大保护伞”文强、“女黑老大”谢才萍、“巴南二富”黎强、“造假律师”李庄这几个案子中,您对哪个最感兴趣,为什么?

不好意思,对这个问题关注有限,无法比较。李庄案是我唯一持续跟踪观察的案子,主要是网上博客对它的讨论比较多。我想李庄案确实暴露了中国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很远:不但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司法独立”、“正当程序”的概念,而且一些民众往往也无意于区分道德和法律,似乎“坏人”就不配享有正当权利和程序。

10,2009年10月,广州公开了近300亿的财政预算,涵盖了114个政府部门。您对广州公开的这份预算满意吗?您觉得各地预算公开,未来可能实现吗?

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进步,都值得鼓励。但要说满意,当然谈不上。预算公开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存在才有意义:公开了预算数字之后,如果我对这些数字不满意(比如说我觉得政府在环保上花的钱太少了),可能通过什么程序去改变?就算我满意,我怎么知道你最后的执行一定是按这些数字来的?我如何监督?如果我感兴趣的数字(比如公款吃喝的数字)不在这些公开的账目里,或者我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账目(比如公立医院的预算具体流向构成),可否问询?如果这些配套制度不到位,我只能瞪着一堆数字干着急的话,那我知不知道它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对广州预算公开的意义,我只能说拭目以待。

11,2009年也是互联网监管的多事之秋。从魔兽世界之争到BT等网站因无视听许可证被叫停等等。您有没有受到今年政策变化的影响?

我因为身在国外,对国内网站的依赖有限,所以国内政策的变化对我个人影响暂时不是很大。不过每次我读到“某部发出通知,以后提供什么什么的网站,都需取得什么什么许可证,经过什么什么审批”这种新闻时,就会觉得很荒唐,任何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应该说是某政府部门随便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强迫民众做什么。不是网站不可以规范,而是规范必须有相应的立法程序和民意收集和听证环节,随便一个部门发一个“通知”就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好像随便一个人在公路上都可以开一个收费站一样,非常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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