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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变成坏人,是吗?”电影《The Road》里,孩子这样问爸爸。     “任何时候。”爸爸答。

与好莱坞其它的灾难片相比,《The Road》最大的特点就是毫无希望。在《彗星撞地球》里,人类靠聪明才智击毁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后天》里,被淹没城市的幸存者最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里,科学家们最终逆转了紊乱的地心磁力……但是在《The Road》里,阳光已经消失多年,庄稼和树木不再生长,建筑纷纷腐烂,人类几乎灭绝,剩下的“人”已经不再是人——他们象动物那样四处翻找越来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时代的遗剩食物:一瓶可乐、一盒罐头……在不能找到这一切时,他们吃人。

在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善”还是必要的吗?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义时,“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

电影里大多数人以行动作出了回答:象其它动物一样,他们瞪着血红的眼睛,被永恒的饥饿驱使,将眼里的世界分为食物与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扑去,哪怕这个食物有一颗跳动的心脏,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选择不同。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时,孩子坚持:爸爸,给他一瓶罐头吧。

“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这是父子间的约定。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守住内心的火焰”呢?真的,为什么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个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辩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同情心、爱的意愿、对美好的向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顽强,只能用“神意”来解释。“比如所谓自然权利,哪有什么‘自然’呢?天上怎么会掉下来权利呢?当人们诉诸于‘自然’时,实际上是在诉诸内心深处的上帝”。我说道德哪有什么神秘之处,它完全可能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友爱善意是一种集体生存的策略,“团结就是力量”,这种策略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慢慢内化为一种本能情感,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

看完《The Road》走出电影院,突然想起这场辩论,并意识到自己的逻辑是多么的噩梦——也许正确,但是噩梦——如果“善”其实是一种求生策略,那么“恶”其实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么,难道善恶本质上没有区别吗?难道将罐头分给濒死老人的孩子,与那些捕猎同类的食人者,没有区别吗?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几乎感到上帝的影子从前面一闪而过,感到他宽大袖袍的一角拂过脸颊。

所以《The Road》本质上不是灾难片或亲情片,它是一个哲学拷问,直指人类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虚空。因此,它讲的不是什么后灾难时代的故事,而是现在,此时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时此刻匮乏不那么极端,作恶也不象食人那么极端,但是把电影里的极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它追问每一个人:如何生命的虚空里打捞“善”的意义?

以前读到过别人出的一道题:假如有一天一种非常强大智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食人,你有机会去说服他不要吃你,你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他,而这些理由却不能用来说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来。如果我说人类比牛羊猪聪明会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说我们都造出可以飞到地球的船了你们那点波音747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如果我说人类感情丰富会哭会笑,外星人没准会说,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马上就去捐助我们星球上的希望小学啊。人吃动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类比它们强大智慧,但是如果强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杀病残儿似乎就天经地义。

因为想不出来理由,所以对食肉这件事始终视为自己的人生污点,难以释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罪恶感本身也许就是“内心的火焰”?这火焰来自哪里,又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响,我至今无法领悟,只在诚惶诚恐中心怀莫名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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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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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余欢》。 个人网站转载,只要注明出处和作者,随意。商业网站或平媒转载,请事先征得我的同意。 fishsoup197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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