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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尽头是同情心,马蒂奥和朱莉娅的尽头是尼古拉。

《灿烂人生》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防暴警察马蒂奥的同事鲁伊奇被左翼示威者打成了瘫痪,马蒂奥在哥哥尼古拉家悲愤地说起这事,尼古拉的妻子朱莉娅,一个激进左翼分子,当时就不干了。

“太糟了,你站在错误的一方。”

“你肯定?那什么是正确的?穷人的一方算是正确的吗?”

“对。”

“鲁伊奇比你更懂什么叫贫穷。他是个穷人,把他打成植物人的人却不是。我们在这里吃蛋糕,他却躺在医院里。”

“我受够了你的垃圾言论!”

尼古拉只好出来调和:“请你们都别说了!”朱莉娅转身弹琴去了,马蒂奥调侃道:“你老婆不错”。尼古拉笑道:“你俩相处的也不错”。“她是那种永远正确的类型吧”。“嗯,跟你类型一样”。于是两人会心地笑了。

《灿烂人生》里有好几个类似的情形: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最后以温情脉脉的谈笑收场。尼古拉的父母争吵时是这样。妹妹的婚礼上,尼古拉被解雇的工人好友和银行家好友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尼古拉父女在争论一个腐败官员是否值得同情时也是这样。对此女儿是这样解释的: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

“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似乎道出了人世间喜剧和悲剧分叉的那个秘密。很多时候,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其实还是不够爱。另一些时候,你忙着轰轰烈烈地爱人类,却忘记了爱身边一个一个的人。

马蒂奥和朱莉娅都未曾深入这个道理。他们都试图通过政治斗争的途径去改变身边的世界,结果发现政治斗争的前提是对真理的掌握,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确切地掌握了真理。朱莉娅在60年代的左翼运动中越来越激进,抛家弃子投奔了一个恐怖组织,从事暗杀工作,最后沦为阶下囚,世界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一些。马蒂奥终其一生都在和丑恶的制度作斗争,从僵死的考官到野蛮的精神病院,从等级森严的军队到黑幕重重的警察局,但他被碰得头破血流,在一个新年之夜,他迎着窗外绽放的烟花从阳台上纵身跳下。

而朱莉娅的丈夫、马蒂奥的哥哥尼古拉则不同。他温和而不消极,明辨是非但不急于求成。改造世界对他来说不是将一个制度连根拔起,而是从给予身边的人一点一滴的温暖开始。佐珍,片中那个被精神病院非法电击的女孩,最后不是被左翼朱莉娅或者警察马蒂奥拯救,而是在尼古拉几十年的照看下慢慢恢复。当佐珍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时,他对她说:你每天来给我的植物浇水吧,它们需要你。

如果说改造世界是一场龟兔赛跑的话,马蒂奥就是那个兔子,而尼古拉则是那个跑得慢却跑得远的乌龟。马蒂奥在不断的碰壁中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那样的耐心啊,在与可爱的姑娘美瑞娜相识之时,他这样自我介绍:我叫尼古拉。

也许为我们的行为守卫底线的,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法律,而是尼古拉的考官所说的“同情心”。读书读到文革时某派怎样毒打某派或者纳粹集中营里的暴行时,我总是惊骇不已,因为这全都是假真理的名义。若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同情心的底线呢?一个政治、法律、宗教都无法突破的底线呢?也许人世的希望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问一句,发现真理又如何。

该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片中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美好,美好却不虚假。我想导演真是个善良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柔情似水。他让激进的朱莉娅弹得一手好钢琴,让暴躁的马蒂奥成为一个书迷,让美瑞娜在失去马蒂奥之后得到儿子,让尼古拉在女儿离开后重新得到爱情。他端详、雕刻、安抚每一个辗转反侧的灵魂,让你觉得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正在变得更好,还会变得更好——只要你象尼古拉的父亲所提醒的那样,不放弃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发掘他们的动人之处:“你要让朱莉娅弹琴,告诉她她有多美好,你要说,朱莉娅,为我演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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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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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余欢》。 个人网站转载,只要注明出处和作者,随意。商业网站或平媒转载,请事先征得我的同意。 fishsoup197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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