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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坊间盛行绝望

据说坊间盛行绝望。

有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的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国民性决定了各阶层得一起“玩儿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将其利益制度化。总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冲下悬崖的车里,眼一闭心一横,等待最后落地时的一声“咣当”。

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了,船自浮起来。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上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近些年我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

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于民企,但是近几年公众不服气了:“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印象中城管在20年前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现在却屡遭热议。这几年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其实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便会引起轩然大波。

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则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简直可以拿来吹嘘。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30年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个儿:同样的行为,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

但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变革原因则是意识形态悄悄地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压住船呢?此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佳。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还不够。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一直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年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也许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是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挺难。

文章摘录于《观念的水位》,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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